我知道后来的事，已经是在师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，拖着支离的病体回到师部机关的时候了。原来，在那第二天——十月五号早晨，兵团军管会就派来军代表把我们从那个武装连接回师部。名义上是转移看押地点，实际上是重新调查宋征死亡的原因。当然，这是宋副师长的老首长起的作用；她替我们寄给王玉芳的信终于达到了目的。除我因昏迷不醒之外，其他人都向兵团军代表如实写了旁证，其中自然以李方吾李大夫的证明为主。调查结束以后，这个“学习班”也没给谁定案，也没给谁平反，就一风吹地解散了。 我没有回家。我不忍再看母亲临终之地。那个所谓的家，全送给料理我母亲后事的邻居赵老师了。而不久，我也被下放到另一个偏僻的团场去了。 我在那个团场生活了十年。一九七八年秋天，我带着两鬃自霜，噙着眼泪，拿着改正的文件和...